从“神经症”到“美国病”：成为美国大众现象的疯癫

0次浏览发布时间：2025-04-14 12:28:00

与各地一样，在美国，最早被旅居法国的外国人称为“神经症”（neuroses）亚临床形式的疯癫，比有明显临床症状的疯癫常见得多，后者的病患会被关起来。正是密歇根精神病院的院长E.H.范·德乌森博士在1867—1868年度报告的补充说明中，将法国神经症归入“神经衰弱症”（neurasthenia）大类。1869年4月，他在《美国疯癫病杂志》发表了名为《对一种最终导致疯癫病的神经衰弱症的观察》文章。他在文中解释了自己选择的名字：“神经衰弱症是一个古老的术语，取自医学词汇，之所以使用它，只是因为它似乎比任何其他术语都能更直接地呈现这种疾病的特征，而且可能比常用的术语‘神经虚弱’（nervous prostration）更明确。”“我们的观察使我们想到，”范·德乌森写道：

有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上面[在标题中]给出的术语很好地抓住了其基本特征，在该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它的基本特征非常稳定，因此将它视为一种独特的疾病形式是合理的……在其诱因中，过度的脑力劳动名列第一，尤其是当病人同时伴有焦虑和营养缺乏。它也可以由其他原因造成：压抑的情绪、悲伤、家庭纠纷、长期焦虑和经济上的窘迫……其主要症状是全身不适、营养不良和消化不良；肌肉无力，面容表情改变；子宫移位及其带来的不良反应，以及神经衰弱性头痛、大脑缺血，同时伴有感觉过敏、易怒、精神抑郁、智力受损、忧郁症和躁狂症的倾向。

“神经衰弱”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尽管医学的专业术语在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迅速代替了早期《美国疯癫症杂志》的普通用语，并成为了一种写作范式。《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大大提高了美国科学的权威，同时加速了美国精神心理学从先前效仿的英国和法国的模式，向所谓“更科学”（至少在语言上）的德国模式的转变。“神经症”作为一种诊断比它多用了许多年。在许多情况下，它被称为“歇斯底里症”。今天，我们称之为“双相谱系疾病”——包括精神抑郁、循环性精神失调、广泛性焦虑障碍，等等。范·德乌森博士写道：“它发生了……在那些身居要职的人身上，那些职位对个人的神经能量要求很高。它们让人累死累活，而且得不到所需要的大量睡眠。”在密歇根州，女性尤其受到了它的影响，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中下阶层女性。范·德乌森写道：

我们一些小农场主妻子的婚姻生活在早期似乎特别容易导致这种情况。她经常是从一个可以享受必要的社交和智力娱乐的家庭，搬迁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农舍。在那里，她每天都要从事非常单调的家务劳动。她的新家，如果它算得上是个家，由于严格的功利主义，没有一样可以令人感到愉快的东西：花园里看不到一朵绽放的花；也许她有书，但没有时间去读……农活的紧迫性，使得人们每顿饭都匆匆忙忙，根本没有交谈的时间。随着夜幕的降临，干了一天活的农民疲惫不堪，往往习惯于很早就上床睡觉，让妻子用针线活打发漫长而寂寞的夜晚。打理庄稼和各种各样的农场活计让她丈夫的生活足够丰富多样、充满乐趣，但她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如果她还要独自照顾一两个病恹恹的孩子时，既令人疲惫，又令人沮丧，其严重程度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许多申请住院治疗的女性病人都是来自这个阶层。

这段描述不乏对女性的同情。然而，它的逻辑是错误的。例如，如果一个农民的妻子必须照料小孩，为什么她的日常生活会变得更加压抑？她丈夫辛勤工作、种植庄稼、干农场里的各种活时会感觉丰富多彩、饶有趣味，难道照料孩子不会让她有同样的感觉吗？不，农妇们神经衰弱的根源不是农场生活的艰辛。相反，真正的原因是她们想象自己本可以过上一种不同的、更加体面的生活，但错误的选择让她们与之失之交臂。这正是为辛克莱·刘易斯赢得了诺贝尔奖的小说《老百姓》（Main Street）中的卡罗尔·肯尼科特（Carol Kennicott）所面临的问题——这本书被称为“美国中产阶级思想的精彩日记”——在范迪森在《美国疯癫病杂志》发表“观察”一文的半个世纪之后，该小说问世。在该故事中，卡罗尔嫁给了歌斐尔草原——明尼苏达州一个小镇里的社区——的一位医生后，搬到了这里生活，她对新生活完全不能适应，而她的丈夫和大多数居民一样，对那里很满意。卡罗尔又是如何处理自己的不适应呢？她认为，歌斐尔草原不利于人们居住，需要改革。这个问题持续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思想问题”（而卡罗尔的“解决方案”，也将持续成为其解决方案）。事实上，范·德乌森认识到，并不是只有农民的妻子才容易患“神经虚弱症”。“现今的温室式的教育制度，”他写道，“以及许多商业企业及职业活动的轻率、浮躁、投机的特点，非常容易让人们患上这种精神疾病。”

后来，在1869年，乔治·米勒·比尔德也把明显普遍存在的“神经虚弱”或“神经衰竭”（nervous exhaustion）称为“神经衰弱”（neurasthenia）（asthenia在德国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词汇，虽然它起源于苏格兰）。比尔德的文章发表在《波士顿医学和外科杂志》上，也许，该杂志比《美国疯癫病杂志》更受欢迎，至少在一些绅士们看来是这样的。被诊断患有“神经衰弱”的威廉·詹姆斯帮助普及了这个概念，他把神经衰弱称为“美国炎”。这个词是从一位名叫安妮·佩森·卡尔（Annie Payson Call）的作家那里借来的，1891年她出版了《休息带来的力量》（Power Through Repose）一书。詹姆斯对该书给予了好评，因为他认为这本书显然有助于减轻精神紧张，而精神紧张是这种全国性疾病的原因。佩森·卡尔写道：“极度的精神紧张似乎是美国人特有的，以至于一位德国医生来到这个国家行医……最后他宣布自己发现了一种新的疾病，他称之为‘美国炎’。……我们患上了各种各样的‘美国炎’。”在詹姆斯的案例中，他的病情似乎比其他病患更为严重，抑郁症让他产生了自杀的想法。不过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认为这很正常，“我认为，凡是受过教育的人”，他指出，“都不可能从未动过自杀的念头”——他认为，即使是异常复杂的神经衰弱，也只是人们生命过程中的正常发展阶段，和我们今天所谈的“青少年焦虑症”如出一辙。虽然他的状况非常糟糕，但他的神经衰弱始终没有发展到临床精神疾病的程度，然而他的直系亲属中，并非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乔治·米勒·比尔德认为，这个对美国影响尤其大的问题涉及的范围太广了，值得他为自己之前的著作《美国人的精神紧张：原因和后果》（1881年）再写一本几百页长的《增补》，在它的序言中他告诉读者：

美国出现了一些新型疾病，英国直到最近才知道这些病，或者之前对其知之甚少。这是神经系统的一类功能性疾病，现在开始在文明世界中随处可见，似乎它们首先在美国生根，并从那里将它们的种子四处散播。

这些疾病都是现代才有的，发源于美国；在过去，任何时代、国家、文明在鼎盛时期，都不曾出现过这样的疾病，无论是希腊，罗马，西班牙，还是荷兰，都不曾有过。在现代社会学的所有事件中，功能性神经疾病在美国北部的兴起和发展是最惊人、最复杂和最引人深思的；破解它的谜题，揭示它的奇妙[原文如此]现象，追溯这些疾病的源头，展望它们未来的发展，就是在解决社会学本身的问题……

美国这个新世界的每一项贡献都规模宏大，同西欧国家微不足道的仓库贡献的任何东西相比，美国贡献的东西即使不一定更好，也永远是更大的。此外，美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因此，当这个年轻的泱泱大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疾病时，这不仅仅是“美国病”——而是全美国人的病。

在他的《观察》一文中，范·德乌森博士指出：“在精神病理学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神经衰弱的人最早出现的明显的病态心理症状是猜疑。诚然，在此之前这些人会易怒，或者脾气和性格会产生其他的变化——总是有严重的症状……但是，如前所述，第一个明显的病态情绪是猜疑。如果病人是一个有着深厚宗教感情的人，对他来说只有宗教是唯一的、伟大的、最重要的事，那么他就会猜疑上帝的承诺，对个人与教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产生病态的看法——总之，这就是所谓的‘宗教忧郁’。如果赚钱盈利和拥有广阔的土地是某个人人生的伟大目标，那么，对贫困的担忧会时时折磨着他。他未来似乎只能进贫民收容所，贫穷将是他的宿命。地契里满是错误，他的笔记是伪造的，连金银似乎都一文不值。如果夫妻关系特别亲密、恩爱，就会经受嫉妒的折磨。在几个典型的病例中，病态的感觉始终存在。”16世纪的英国人说话直截了当，他们将这些特别敏感的人（disaffection）（或不适应社会的人）称为“不适分子”（malcontents）。“美国的神经衰弱者在他们的社会中感到不舒服；他们无法为自己找到合适的位置；一切都很可疑，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的身份。”范·德乌森博士认为，如果不通过改变他们的环境和职业来缓解“以前的担忧和焦虑”，并由专门的“卫生和医疗机构”来保护他们，这些神经敏感的人肯定会发展成“确诊的忧郁症或躁狂症患者”，即临床上的精神病人。然而，在开放、多元和宽容的美国，大多数患者能够成功地自我治疗。这种自我治疗一贯采取下述形式：如果不是狂热，他们也至少会热情地投身于一些事业，这些事业并非是致力于其中的那些人的兴趣所在。它们的吸引力在于可以提供一个批判美国社会的窗口，从而证明这些人对美国社会的不满和不适是有道理的。

19世纪40年代，美国北方各州发生了一场大众运动，它被精神病界认为是一种集体疯癫。它是一场宗教运作，因其核心教义的创始者是米勒先生，被命名为“米勒主义”，米勒先生预言世界即将毁灭。《美国疯癫病杂志》1845年1月发表了一篇关于这场运动的文章。“我们不打算撰写[其教义的]历史，”文中写道，“也不打算证明它只不过是一个以前经常流行的妄想的再次流行，它对社区造成了巨大伤害。众所周知，它最近的传播带来了不幸的结果，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它所导致的自杀和疯癫案例。”例如，纽约州北部的一家报纸写道：“我们的证券报中满是对米勒式的妄想最骇人听闻的描述。我们听说过自杀、疯癫和各种各样的愚蠢行为。”波士顿的一份报纸报道说：“该市的一位女士和一位先生因为受这种可怕的妄想的影响，上周被送到精神病院。这名男子割破了自己的喉咙，但在切断大血管之前被人阻止。另一名男子因同样的原因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导致他当场死亡。”康涅狄格州、费城和巴尔的摩也有类似的报道。尤蒂卡（Utica Asylum）精神病院涌入了大量“参加该教的布道后精神错乱”的病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康复了。但有些人被认为无法治愈，一直疯癫。根据1844年北部各州精神病院的报告，只有三所医院收治了32名因信奉米勒主义而疯癫的患者。在《美国疯癫病杂志》的一位作者看来：“黄热病或霍乱的流行对国家带来的危害远远不如这种教义潜在的危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报道的自杀事件和精神病院收治的病人只是冰山一角：“成千上万的人虽然尚未精神错乱，但他们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以致他们永远也没有能力去履行生活中的职责；尤其是女性。许多人的神经系统几个月来一直处于兴奋和惊恐的状态，他们受到了冲击，这将使他们容易患上各种各样令人痛苦的神经疾病和疯癫，也将使他们的后代容易患同样的疾病。”未受影响的人通常认为这种妄想“只属于世界的黑暗时代，或者只在文盲和无知的人群中传播”。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信奉米勒主义的不乏“聪明善良的人”。事实上，《美国疯癫病杂志》宣称：“我们相信，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教义的倡导者和信徒是真诚和虔诚的人。我们完全不认为他们有任何恶意。事实上，这种道德流行病似乎总是在蔓延……‘它的传播没有得到任何腐化社会的邪恶东西的帮助，也不依赖于任何关乎世俗利益的想法’。”

很明显，比起今天那些对异见者口诛笔伐的评判者，早期的美国精神病学家对那些信奉他们认为是错误甚至危险的信仰的人更仁慈——他们更尊重美国人民。在《美国疯癫病杂志》看来，米勒主义是一种疾病，一种流行病或传染性偏执狂，把信奉这一学说的责任推给它的受害者是愚蠢的，这同把感染肺结核都归咎为病人自己的过错无异。

1845年，米勒主义显然已经衰落，《美国疯癫病杂志》写道：“目前，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学说已经消亡，可能不会很快复活。”但是，它预测，“肯定会有其他类似的流行病”。文中建议说：

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措施来防止其他同样有害的妄想四处传播，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来对付它。这种妄想的流行会为其他妄想铺平道路。因此，我们必须期待他们，期待那些对社会还有良好愿望的人，去努力防止这些妄想对人们造成广泛的伤害。

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与已经受米勒主义伤害的人交谈没有任何好处——

与那些已经被它影响的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事实上，通过观察一名患有严重妄想症的信徒，我们的看法得到了证实。他们是偏执狂，越是与他们讲道理，他们的注意力就越是集中在他们妄想的主题上，他们病态的信仰就越是强烈。我们认为，人们为了揭露米勒先生的猜测和预言的谬误所进行的布道和印制的传单并没有多大用处。

相反，他们提出了以下建议，特别是针对家长的建议：

不要去聆听任何新的、荒谬的和令人兴奋的教义，远离那些你会影响到的人。这不需要也不会阻碍你获得新道理和新知识，因为在这个国家这些东西会在第一时间出版。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读读它们，但不要亲自去看和听——去扩大观众和听众的人群，因为正如前文所说，这些病症主要是通过接触传染和模仿来传播的。

让人们偏好阅读，是个明智的想法（它鼓励人们理性地思考问题，与此相比，其他传递信息的方式可能会将这些问题包裹在情绪中，模糊人的感知，阻碍理性思考）。除了这一条外，这个建议很可能本质上是错误的。米勒主义的流行不太可能是由于接触传染。更确切地说，它说明信奉该学说的人之前就已经存在神经衰弱的状况。这种情况在19世纪40年代的先进欧洲国家已经非常普遍，如英国和法国；它在美国的传播速度也一定很快，因为这里明确以自由为导向，且很快就让人们明白了民族主义的隐含之意。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在短短几十年内，它将成为“美国病”。显然，在19世纪40年代，米勒主义让许多人感觉解脱，它帮助人们明白了令他们感到不快的经历（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这样的感觉合乎情理），从而引导他们，提供他们生活中缺乏的某种形式的结构。在美国历史进程中，这种对治疗的普遍需求会持续存在并不断增加。

不管《美国疯癫病杂志》的这位早期撰稿者对集体疯癫的传染性的判断是对还是错，他预测到即使米勒主义衰落了，美国的疯癫也不会终结，这一点是正确的。类似的运动将震撼美国人口的各个组成部分。其核心的思想或教义通常是妄想（即与客观现实没有任何联系的纯粹幻想的产物），但在后来的病例中，这种“病态的信仰”将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当然，在美国，政治和宗教相互贯通：政治从很早就成为了美国的宗教，而传统宗教则根据美国的民族主义被重新诠释，这使得两者很容易结合在一起，也很难对二者进行区分。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特别适应他们的文化环境，这种相互贯通在精神病院病人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今天从收集这些数据的第一刻起就能诊断出他们是否为精神病患者。然而，尽管它们的关系错综复杂，经过思考我们可以发现政治领域的影响超过宗教领域。这些精神分裂患者的絮言，以一种诡秘的方式，反映了他们周围文化的整体变迁。那些患有轻度的、普遍的、全美国都有的精神疾病的人，即神经衰弱患者，代表了整体上的美国文化。

正如我们在贾维斯关于疯癫原因的讨论中所看到的，早期的美国精神病学家注意到在社会意识中，政治超越了宗教，它的兴起会扰乱人民的意识。《美国疯癫病杂志》提到它时，平静淡然，似乎这件事不言自明，不需要解释。例如，布里格姆博士1849年4月以编辑的身份写道：“所有轰轰烈烈的热潮的受害者最终都住进了精神病院。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路德宗教改革，都导致了疯癫的增加。”纽约附近布卢明代尔精神病院的已故医生麦克唐纳博士说道：“作者自己的经历证明，反共济会热潮、支持杰克逊的热潮、反杰克逊运动、金融热潮、废奴运动、投机热潮，都给精神病院提供了病人。”布里格姆不认为这些“热潮”有多大区别，他发表的社论文章是一项有关“赚钱狂潮”研究的序言，但他提到的大多数“热潮”显然是政治性的。

随后，德国宣布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明显的政治疯癫。一位名叫M.格罗戴克（M. Groddeck）的作者在其题目为《民主病：新型疯癫病》的医学博士论文中指出，这是“民主疾病”，其“民主带来的新时代的疯癫病毒最近在整个欧洲大陆国家中传播的速度，与霍乱稳重、文雅的行进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疯癫病杂志》的一位编辑1851年评论道：“它在所有欧洲国家的首都几乎同时扩散，但我们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想过要对它进行医治。”从这一反应来看，虽然他并不认为对民主疯癫病的诊断令人震惊，但他不确定这种疾病是否严重到需要对其进行精神病学的干预。在我所关注的疯癫病发展的早期阶段，《美国疯癫病杂志》中的大部分“道德流行病”或“集体偏执狂”的例子都来自欧洲。欧洲离我们很远，而在美国，到1851年，还没任何政治“热潮”能达到“传染性偏执狂”的程度，这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因为这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对平等的崇拜甚至超越了对上帝的种种阐释，它对于平等是如此宽容，因此肯定也难逃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显然是民主——“道德流行病”的魔爪。

2005年6月，《华盛顿邮报》宣布，根据最新数据，“美国有望在精神疾病方面排名全球第一”。这一“令人愉快”的声明的基础，是哈佛大学和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罗纳德·凯斯勒主持进行的著名的全国共病调查复测，本书前文已经多次提到这一研究。据《华盛顿邮报》记者称：“该研究集中于四大类精神疾病：焦虑症（如恐慌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情绪障碍（如重度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冲动控制障碍（如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和药物滥用。研究发现，几乎一半的美国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符合这种疾病的标准。”这位记者援引凯斯勒的话说：“因为精神分裂症、自闭症和其他一些严重且相对常见的疾病没有被包括在内，所以实际患病率更高一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每两个美国人中至少有一个是“神经衰弱者”。当然，我们不再用这个完全过时的名字来称呼这一全国性的疾病。尽管“神经衰弱”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ICD）中仍然是一个诊断类别，但我们自己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其前身是美国疯癫病医疗机构负责人协会——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不再使用这个术语。我们现在用一种更科学的方式来描述这种广泛传播的疾病，将其称为焦虑症、冲动控制障碍以及轻度抑郁症，有时这么称呼确实更为科学。与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相比，威廉·詹姆斯所认为的“美国炎”症状更为轻微。精神病院关注的是一种轻度的疯癫——影响爱德华·贾维斯的那种持续的不适，即在一个开放、多变、竞争激烈、选择越来越多的社会中，人们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今天，太多的美国年轻人都在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精神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年轻人的疾病。”一半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的人14岁便会显示出这种疾病的迹象，四分之三的人在24岁开始出现这种疾病的征兆），因此它被认为是正常现象，被认为是一个麻烦但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如妇女的月经或更年期。这不是一种会导致将主观和客观现实相混淆的严重精神疾病，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不适，无论人们对它的感受有多么深刻。“美国炎”这个词合适吗？——不过，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只有一半的美国人，即不超过1.6亿人，患有这种疾病。也许称之为“美国病”（一些俄罗斯精神病学家习惯于这么称呼它）有点夸张？毕竟，统计数据无论如何都不会完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