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解释数量较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被动性：
立法解释往往是在法律实际适用中出现问题或需要进一步明确时才会进行，这种被动性使得立法解释难以满足刑法适用的及时性和针对性需求。
立法者的局限性：
立法者虽然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了解一定的社会需要，但对具体的案件事实缺乏深入了解，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去关注每个案件的细节，这限制了立法解释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司法解释的替代：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了及时应对司法实践中的问题，颁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释。这些解释在实践中起到了沟通法律规范与社会实践的作用，但由于其数量庞大且有时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解释范围，导致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之间存在内容上的冲突和形式上的不统一。
行政解释的被动性：
行政解释大多以“答复”或“复函”等形式出现，具有被动性，主动做出的解释较少。此外，行政解释往往未能及时被社会公众所知晓，公众无法积极参与，这也影响了立法解释的及时性和公众参与度。
传统思想的影响：
我国长期存在重刑轻民的思想，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权利不受重视。这种思想影响了法律解释的重视程度，导致立法解释相对较少。
综上所述，立法解释数量较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其被动性、立法者的局限性、司法解释的替代作用、行政解释的被动性以及传统思想的影响。为了提高立法解释的数量和质量，有必要从完善立法解释的机制、加强立法者的专业性和代表性、规范司法解释的制定和发布、提高行政解释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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